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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由崧将军事机构改革的设想拿出来，然后召集大臣商议，让他们先搭建起框架来。
朝堂所有大臣听完天子设想的这个军事机构，都吃惊不小。
毕竟大明朝堂文官们习惯了对军事上的指手画脚，现在却突然全变了。
大臣们心里表示这很不适应好不好。
自土木堡之变后，于谦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提督京营任命武官，大明正式开启了以文统武的时代。
加上成化年间湖广的刘通叛乱，让文官彻底的开始主导朝廷的大小军事。
成化元年湖广刘通叛乱，明宪宗命抚宁伯朱永平叛，结果朱永一到湖广就病倒了。
这个时候刚好工部尚书白圭在湖广，白圭有过从土木堡之变中逃回来的经验，又参与过抵御鞑靼勃来入侵。
所以工部尚书白圭被朝廷内阁授“提督”总管军务，继续剿灭刘通叛乱。
这场湖广刘通的叛乱，被白圭带兵打赢了。
从此以后大明但凡有大军出征，都会授于某一文官提督或总督衔，让其成为大军统帅，战事结束后再去职回原任。
然后大明设巡抚为地方固定职务后，巡抚也用这个模式把边军、和卫所的人事权也转移到了兵部。
武臣就这样被文官们把控住了命门，功过是非都是文官们一句话而已。
换句话说，原先全国卫所内和边军的武官职务，变成了没有实权的饭票，没有军事上的决断权。
军队的人事权被文臣们把控后，武臣们被架空，地位就开始江河日下了，慢慢的沦为了文官们的门下仆从。
就是再有能力的武将，都得拜文官的码头（比如戚继光写给张居正的奏报中，就自称门下走狗）。
大明当然也有懂打仗的文官，但是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，对外战争趋于保守，对外来威胁养虎为患。
加上明末的文官集团在朝廷拉帮结派，内斗严重，一个比一个更会拖后腿。
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？
极有可能将士们在前线打仗，后面朝堂的文官还在吵架，而且还是谁都能插上嘴说上几句的那种。
兵部官员可能会说该主动出击，户部官员说该稳打稳扎，然后礼部官员会说咱们要以德服人。
再加上御使们像是搅屎棍一样，拼命的提意见，顺便找大家的麻烦，刷存在感。
总而言之，只要朝廷一打仗，有的朝堂官员们为了利益，也有的家伙偏偏对前线一无所知，但又喜欢表现自己，所有闹得不可开交。
如果仗打赢了，那是文官指挥调度有方，一大堆文人升官发财。
而要是仗打输了，不是武将畏敌不前，就是贪功冒进。
最后就已经变成，不是武臣们能不能翻身的问题，而是怎么不被降罪和保命的问题。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武人沦为文臣的奴仆就是必然的事情了。
到了明朝后期，武官如果不懂事，不在朝堂拜一个文臣的码头送上孝敬，一旦被文臣们盯上，就是会变成越能打的将领就死得越快。
像是万历时期超级能打的刘綖，崇祯时期的就更多了，像是满桂、曹文诏、曹变蛟和卢象升等等。
如果有爵位、官阶高的，虽然不能自救，但起码还有上奏疏自辩的机会。
像李成梁、戚继光、左良玉这些武官人，他们都各有各的保命手段。
戚继光拜张居正的码头，送钱送美女送海狗鞭做的壮阳药，而李成梁和左良玉这样的人，就来个养寇自重。
至于中下级武将，文官说杀也就杀了，冤不冤是没人会去关心的。
现在朱由崧就是要去改变这种东西。
朱由崧掌兵后，军事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，连大部分军饷都是内库发，军队大小军官都认他这个皇帝，兵部的权力远不如以前。
加上现在的兵部本来就瘸了，大臣们想到这里又释然了。
前面兵部因为抚恤银案，许多兵部官员都被阮大铖检举了，现在阮大铖自己也涉嫌谋逆进了监狱。
弘光天子掌兵以来，朝廷大军连战连胜，在军人心中威望无人能撼动。
现在朱由崧要改制朝廷军事机构，也不是文官们能阻止得了的。
再说兵部那些个官员，因为抚恤银案，揭开了那层贪污腐败的面纱，上上下下大多都不干净，朝堂文官连想反驳的理由都没有。
军政院的提案顺利通过。
成立军政院后，皇帝就是军政院的最高领导者，再指派二三个人做副级领导者。
今后军事方面各部门各司其职，分工明确，一律交给军政院做统一安排。
关于对外的军事行动，朝堂那些什么礼部官员、和御使什么的，就少在军事上面瞎扯淡了。
分工明确了，以后大臣们就不能在朝堂上，拿前线军事行动出来打嘴炮了，各种推脱，办事不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