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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收。
——毕竟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，是汉家的法定税率，是理论值。
这个理论值，早就被太宗孝文皇帝减免到了每人每年四十钱。
那么，作为太宗孝文皇帝的子孙，尤其还要仰仗太宗孝文皇帝，能借自己一点威势的当今天子荣，自然就不可能把祖父：太宗文皇帝减免的口赋，又往上加回去。
这就意味着刘荣这一朝，乃至肉眼可见的未来两到三代汉天子，针对天下百姓民争取口赋，都是被钉死在每人每年四十钱的红线以下的。
只能少，不能多。
多了就是悖逆太宗孝文皇帝、有违太宗皇帝祖制、有损太宗皇帝遗德！
而今汉室，百姓民三千万口，即便按照每人每年四十钱来收取口赋，一年也不过十二万万钱而已。
这点钱，过去的少府内帑固然会流口水。
但现如今，被天子刘荣‘惯坏’了的少府内帑，却是多少有些瞧不上了。
——税、赋的收取，从来都不是点一下鼠标，就能自动计入仓库的模拟游戏。
农税的每一粒米、口赋的每一枚钱，都是需要动用行政人力成本，派出官吏去收取、汇总、记录，并押送长安入库的。
全天下三千万口人，每人每年四十钱，说是少府内帑年入口赋十二万万钱；
可若是把收取口赋的人力、物力，以及时间、行政成本计算在内，还真不好说这十二万万钱，能不能被剩下一半。
再者，按每人每年四十钱来收，仅仅只是和太宗孝文皇帝、先孝景皇帝持平。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第522章划算(第2/2页)
当年，太宗皇帝减免税赋至每人每年四十钱，天下人感恩戴德——因为原来的口赋，是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。
后来，先孝景皇帝即立，口赋仍旧是每人每年四十钱，却再也没人感谢先孝景皇帝了。
因为即便没有先孝景皇帝，汉家的口赋，本业已经是每人每年四十钱了。
维持原样，只能说是先帝不敢悖逆太宗皇帝，不敢收取比父亲更高的口赋。
到了刘荣这一代，也是差不多的道理。
——继续维持每人每年四十钱的口赋标准，必然得不到天下人感激、感恩不说，甚至可能还会引发一定程度的不满。
准确的说，是可能会略微辜负天下人的期盼，使天下人将刘荣，归为‘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只会模仿父祖’的中庸之君。
结合此间种种，刘荣最终做出的抉择，也就是可以理解得了。
一来，少府内帑压根儿不缺钱，即便完全不收取口赋，也有五十万万钱以上的年收入。
二来，这笔口赋就算是收，也只能带来账面上十二万万钱每年，实际上六、七万万钱每年的财政收入。
与这点收入相比，让天下人失望、被天下人认定为‘中庸之君’的代价，却实在有些太大。
简单而言，就是不大划算。
于是，刘荣顺理成章的决定：在太宗皇帝‘每人每年四十钱’的口赋减免基础上，进一步再行减半，至每人每年二十钱的地步。
如此一来，少府内帑不说能得到多少利益——至少收回来的六万万口赋，能覆盖收取口赋过程中的成本。
口赋也在天子荣一朝再行减免，天下人也免不得一阵感恩戴德，将当今刘荣视为太宗皇帝第二。
至少，也开始把当今刘荣，往‘或许能成为第二个太宗皇帝’的方向去联想了。
到这里，账就算是清楚了。
由外朝掌控、支配，由丞相府、御史大夫共同管理的相府国库，年农税收入为十二万万钱左右。
就算这十二万万钱的农税收入，被外朝分儿逼不留的，全都用到了发放官吏俸禄之上，也不过是六万万钱，外加价值六万万钱的粟。
实际上的数字，则大概是四万万钱，外加价值四万万钱的粟，作为汉室天下官吏的俸禄。
而此番，天子荣以少府内帑兜底，为天下官员涨工资，看似涨了很多，实则，却仍旧是云淡风轻。
——原本四万万钱的俸钱，被刘荣额外加了四倍，也就是少府内帑额外出十六万万钱；
禄米，则从原先，价值四万万钱的粟，被替换成了同等重量的麦粉。
具体操作，则是：相府国库把价值四万万钱，也就是一千万石粟交付给少府内帑，少府内帑则拿出一千万石麦粉作为交换。
二者之间的差价损失，也同样由少府内帑负责。
这样算下来，刘荣此番为天下官员集体涨俸禄，其实就是让少府内帑，每年拿出二十万万钱左右，来补贴天下官吏。
对于曾经，年入项只有十万万钱左右的少府内帑而言，这显然是祸国之道。
但对于如今，年收入达到五十万万钱，总储蓄更是超过三百万万钱，外加海量的粟、麦等